策展人：鲁明军
靡菲斯特的舞步
鲁明军
今天，无论是海德格尔诗意的“存在论”，还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及其主体重建，抑或阿甘本的“亵渎”所开辟的内在的游戏空间，都无法因应新（平台）资本主义的统治术及其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彻底剥夺。韩炳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变成傻瓜”。他认为，只有这样，主体才能实现彻底的去心理化，彻底被倒空，只有这样，人才会在任何生存模式下都能获得自由。因为，“傻瓜可以进入的内在性层面是去主体化和去心理化的矩阵，是使主体摆脱自身，拯救其进入‘虚空时代无限空间’的否定性”。
这是一种适应性的抵抗或否定方式： “傻瓜”既是新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它的抵抗力量。也正因如此，本质上它非但无法抑制，且只会更加放纵平台资本主义的野蛮扩张。它掏空了人的精神世界，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是无力抵抗强大的资本主义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统治术的。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的，人就算想要出卖自己，却终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正如恩格斯视耶稣为罗马帝国的革命家，一百年前，章太炎、太虚、苏曼殊等人也视佛陀为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章太炎以佛学鼓舞革命：“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 康有为《大同书》构想的乌托邦，最高境界不在制度，而在思想；这思想不是儒家，而是佛学：“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 这里的佛学不是让自己躺平，不是让自己变成傻瓜，它恰恰构成了我们夺回被驱逐的身体和被掏空的灵魂的潜能和力量。
带着这些感受和思考，我们邀请了31余位（组）艺术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一场无目的的思想碰撞和精神激荡。展览分为“启示录：黑暗的降临”“光与蛇：启蒙辩证法”“鲁滨逊之梦：恐惧、逃逸与意志”“灵与枪炮：神圣的暴力”“与魔共舞：靡菲斯特的幽灵”五个部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线性叙事的逻辑，这里的每个标题都像一个索引，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个（超越）自我意欲的灵性（政治）世界。透明抽空了一切，或许此时，唯有在暂时的黑暗中，我们方可克服恐惧，也才能夺回自我。靡菲斯特不再是魔鬼，他是意志力的化身，是战士。
启示录：黑暗的降临 The Book of Revelation: Descent into Darkness
1498年，年仅25岁的丢勒创作了经典的系列木刻版画《启示录》。诚如艺术史家德沃夏克（Max Dvořák）所指出的， “丢勒的《启示录》不仅是现代德国艺术的第一伟大范例，也是一件自成一格的作品，既雄辩又深刻，有如路德的作品。在这里，精神直接诉诸精神。” 而这不仅源于丢勒精湛的技艺和超群的才华，也取决于《启示录》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启示录》描绘的是一个暴力横行、满目疮痍的世界，它写于基督徒与犹太人遭到野蛮迫害的时期，正是这次迫害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但对于丢勒而言，真正诱使他创作的并非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张力和想象空间。在过去的五百多年里，黑暗不断地降临人间。而丢勒的《启示录》提醒我们，要时刻审视我们所处世界的黑暗及其根源。
蛇与闪电：启蒙辩证法 Lightning and Serpent: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19世纪末，艺术史家阿比·阿尔堡（Aby Warburg）在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地区考察时发现，在当地，“成闪电状的蛇是他们的‘天气神’”，并“和闪电魔法般地联系在一起”。简言之，对于印第安人而言，蛇就是闪电。而闪电不仅是一种自然天象，本身也携带暴力和杀戮。甚至在一些印第安人眼中，白人殖民者的枪炮就是闪电。然而，瓦尔堡提醒我们，真正致命的并非作为是闪电的枪炮，而是爱迪生的“铜蛇”（即“电”），它不仅摧毁了作为“灵媒”（spiritual medium）的蛇，且彻底破坏了原本和谐、整体的宇宙。于是，这里的“蛇”和闪电一样，也含有双重的隐喻：它既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灵媒，也是屠杀和摧毁他们生活的武器。
鲁滨逊之梦：无所遁形的恐惧Robinson Crusoe’s Dream: The Engulfment of Fear
1719年，笛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小说讲述了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一次去非洲航海的途中遭遇风暴，只身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顽强生存了二十多年后返回故乡的故事。小说发表时适逢英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所以它一度被解读为一个帝国主义文本。然而，如果抛开这些意识形态的解释，鲁滨逊其实也是一个被资本社会驱逐的对象。只是，漂流到荒岛的鲁滨逊并没有进入天堂，而是被放逐到另一个丛林中，在这里，他经受了更为严峻的生存考验。这是一个寓言，几百年后，它依然不忘提示我们，世间没有乐园，我们无所遁形
灵与枪炮：神圣的暴力 Psyche and Firearms: Divine Violence
2021年8月31日，美国宣布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的任务，塔利班鸣枪宣示成为喀布尔新的主人。有人说，北约在阿富汗的失败，标志着冷战真正的结束——“无论苏联在行都库什山脉的偏远山区创立亲共产党政权的失败，还是西方通过武力创立‘自由民主’政权的努力，如今，它们都以灾难而宣告终结”。也有人说，此次塔利班的胜利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重演。未来塔利班政治会走向何处尚未可知，但很显然，和伊朗革命一样，它的目标是与现代西方秩序，也与苏联完成根本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断裂。事实上，四十年前，福柯便极富洞见地指出了伊朗革命的独特意义，诚如他所说的：“这场革命是围绕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即‘灵性政治’（spiritual politics）组织起来的。”虽然它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宗教原教旨主义，但不能否认，它所具有和释放的动能和驱力或许是抵抗新资本主义逻辑最有效的方式，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找回自我的途经。因此，这里无意为任何意识形态或立场辩护，而是想说，这一令世界瞩目的事件或许是一个新的变革将临的征兆。
与魔共舞：靡菲斯特的幽灵 Dancing with the Devil: The Daemon of Mephistopheles
在《诗与真》中，歌德这样写道：“他相信在有生的与无生的、有灵的与无灵的自然里发现一种东西，只在矛盾里显现出来，因此不能被包括在一个概念里，更不能在一个字里。这东西不是神圣的，因为它像是非理性的；也不是人性的，因为它没有理智；也不是魔鬼的，因为它是善意的；也不是天使的，因为它常常又似乎幸灾乐祸；它犹如机缘，因为它是不一贯的；它有几分像天命，因为它指示出一种连锁。凡是限制我们的，对于它都是可以突破的；它像是只喜欢不可能，而鄙弃可能……这个本性我称为幽灵的。” 1831年3月2日，在与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的谈话中，歌德说：“幽灵的天性是些不能由于理智和理性所解决的事物。”爱克曼听了这话，便接着问：“靡非斯特不是也带有幽灵的色彩吗？”歌德回答：“不是，靡非斯特是一个过于消极的本质，幽灵的天性却是表露在一个完全积极的行动力里。”“靡菲斯特的幽灵”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和显现，它是魔鬼的天使，也是天使的魔鬼；它本质上是消极的，但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
